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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视域和战略路径。“统筹”作为破解全球风险时代“发展与安全”的一个枢纽性战略原则，深藏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内在互为联动的治理意蕴。“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使命旨在重塑“发展—安全”一体化特质，有效管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期滋生或突发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之间的危机张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作为统筹治理的两大价值维度，深度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为战略的强国目标，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执政初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
启蒙现代性以来，资本逻辑、狭隘技术理性以及对财富最大化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现代化实践中主导性的生存与发展逻辑，最终演化为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名义，消弭、抵制各种形式的旨在实现全人类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最大化的共同体生活的畸形的“社会真理”。秉承着“在世界”“与世界”“共世界”的宏阔视野和立场，不断寻求与整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之间并生共在、有序进化的方略，是人类进入“类本位生存”时代，人性日益进化、行动日益理智、文化日益开化、价值日益自觉，以及人类整体性、历史总体性、实践主体性以及价值超越性意义上，文明程度、生存境界不断提升的现代社会之最显著、最突出的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主张以及相应的实践谋划提供了一种具有世界观高度、历史观广度以及文化价值观深度，且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新的公共性生存的哲学和卓越、有效的行动方略，表现出新文明形态创造意义上鲜明的原创性思想贡献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即原始社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叙事，而是普遍主义的叙事；不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
受案范围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适用广度，也直接影响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彰显。公共利益是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益价值所在，其内涵外延是影响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根本性因素。然而，“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和社会公益问题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认知难度和规范构造难度。从法教义学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采取了渐进式立法模式，虽日益拓展，但仍比较狭窄。与确定受案范围相比，制定明晰的行政公益诉讼启动标准更具有现实操作意义，即从受案范围立法转向启动标准立法。从司法实践看，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司法判断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裁判基准，司法裁决也普遍存在概括抽象、说理不足的问题。着眼于未来，应通过类型化立法方法，优化立法例，进一步拓展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撤诉规则、上诉规则、执行规则等程序制度，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新《行政处罚法》拓展了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具备责任能力的当事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事实成立，但依法应当或者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就实质而言，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没有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罚必要性的违法行为或没有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具备了违法性却欠缺了当罚性。基于“违法非常轻微”的形式特征，法定责任为人身自由罚、资格罚和较大数额财产罚等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处多种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故意实施而且主观恶性较大的违法行为，以及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不是不予行政处罚行为。同时，结合和运用一线执法经验，从法律、法规、规章的“责令改正”规定、“可以处罚”规定、对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特殊规定中发现不予行政处罚行为。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的法治基本观念，是对为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的认知确立和价值判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价值坐标和价值指引。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领导进行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法治观形成的重要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坚持围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本质要求，发展着中国共产党法治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围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本质要求，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历史经验和法治实践规律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法治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结合和彰显。
习近平依法推进社会建设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完整的科学体系，体现在以立法促进社会建设、以执法推进社会建设、以司法保障社会建设等方面。其中包含一系列科学论断，如党的领导、立法、改革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民主科学立法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善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依法转变政府职能、依法用权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加强司法为民司法公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的关系等，为新时代加强法治、民生和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文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构筑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境界，应从构筑时代之境、美学之境、融涵之境多维向度上进行考量与推进。文艺与时代始终存在难以剥离的密切关系，时代内涵不仅渗透嵌入到文艺肌体的深处，而且深刻影响着文艺形式的演变，成为凝定历代文艺经典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开掘时代之境，既要充分彰显时代精神与内涵，又要善于以艺术之柔性涵化主题意旨与哲理之思。时代之境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厚重的历史使命与宏大题旨，美学之境则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的艺术高度与哲思深度，是文艺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展现，也是文艺时代之境获得深厚底蕴与精神张力的重要基础。创造美学之境，既要尊重民族审美特质，又要善于以超越之意识突破传统束缚与成规羁绊。融涵之境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诉求与未来趋势，文艺的风格流派、趣尚演变由此呈现出更加复杂阔大、更易迭代等特点，各种审美趣尚的涵容互渗，以及科技与文艺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出日益丰富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形式。拓展融涵之境，既要积极运用科技手段，又要善于以文化之魂重塑美学遗产与艺术形态，同时还应有全球视野，才能创造面向世界的中国文艺。
对以言行事的“事”能否被置于当代事件哲学序列中，存在着争议，争议随着乔纳森·卡勒提出“奥斯汀式的文学事件”这一模糊命题而加剧。前期德里达批判表明奥斯汀一方面因坚持语境的饱和性而中和了事件，另一方面以严肃/不严肃的对立将文学视为寄生物而排斥差异，以言所行之事因而不属于事件，也推不出文学事件。进一步联系后期德里达所代表的事件理论主流还会发现，以言行事在作为观念性的施事中弱化他者的介入与冲击，回避了事件学及其独异性主题中至为重要的责任伦理内涵。当晚近学者不直接视它为事件，相反主张让它在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要素的配合中实现事件时，其用意从而可以得到理解。这样，鉴于述行与述事的分岔构成着“抵制理论”的悖论，以言行事加强着理论的总体化力量，理论之后的后理论，相应地可以考虑联结被以言行事所淡化的事件思想而获得创新。
以语言论为理论内核的当代文论形成了建构主义和语境主义生产模式。前者强调在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过程中文学意义的生成；后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语境之于意义的决定性作用，而语境也具有流动性且内部存在着权力的分配。此外，当代文论还有个重要的生产模式就是“移植”,也即从其他学科领域或者异域空间尤其是西方借鉴新的理论知识，进行跨学科式的文学研究，体现出当代文学理论的先验性特征。而不论是建构主义、语境主义抑或是先验性文论模式，都或隐或显地行走在“语言论”的路途之中，使得文学理论逐步为理论所取代，也即理论话语得以生成。不过，由于语言论本身的先天性不足，使得以“思辨实在论”和“事件论”为代表的反语言论，与语言论之间形成了概念竞争的理论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文论的新变与突围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大数据时代，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既是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方式迈向技术化、数字化的应有之义，又是新时代加强国家基础权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基础权力建设包括强化制度能力和完善基础设施两个维度，构成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格局的初步形成、乡村社会结构的质性变迁与农民数字素养的持续提升为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但是，当前的数字乡村治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后果，陷入数字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数字依赖造成治理失真、数字技术泛滥带来治理规则混乱，以及数字过于理性与治理的情感“温度”匮乏的多重困境，迫切需要在创新发展中突破困境以促进乡村善治目标的实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不仅促使更多农民家庭更加彻底地离开了乡村，而且从外部引入和从内部催生出一些新的主体。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提出了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重塑的议题。要重塑适应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既需要为已经实现巩固城镇化并退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设立退出乡村治理主体资格的路径，又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赋予新加入和新出现的主体以治理主体资格，更需要将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各类主体聚合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不同的人性论基础形成不同的经济伦理思想倾向。德性主义者的经济伦理思想都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虽然由于对“性善”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伦理思想，但其基调都是较为轻视甚至反对利欲和求利，强调道德、仁义、礼制。功利主义者的一般特征即主张“自然人性论”,他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以人的求利自然属性或者人的需要的满足等为基础，主张言利、求利。这种差异在义利问题、财富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策略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天人之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议题，其丰富内涵主要通过先秦时代老子“人道法天”思想与庄子“人与天一”思想体现出来。要实现道家“天人之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作出揭示与阐发，对其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思与批判，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道家“天人之学”蕴涵的哲学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弊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先秦时代的理论产物，“天人之学”存在的时代局限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审视和明辨，这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胡炳文《四书通》对饶鲁的态度，历来存在三种看法：《元史》代表的主流看法认为胡炳文作《四书通》意在深正饶氏之非；史伯璿则主张《四书通》“一以饶氏为宗”;而《四书通》凡例则赞饶鲁说于朱子大有发明，仅就其间有不相似者辨其一二。《四书通》引饶鲁说多达500条，居所引朱子后学之首，见出对饶鲁之崇信；所引饶鲁说含25条与朱注相背离者，胡炳文仅挑出10余条加以反驳，体现了正饶鲁之非的一面。此外，《四书通》还放弃少量为陈栎、倪士毅等所引饶鲁说，此又见出胡炳文对饶鲁说引用之谨慎。探究二者关系的意义在于：首先，再次证实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并非四库馆臣所诬枉的朱学门户株守者，而同样继承了朱子求真是之精神；其次，促使重新反思胡炳文之学派归属问题，与其仅据地域、师承而归胡炳文为介轩学，不如就思想而归为双峰学；最后，从侧面反映出饶鲁在宋元朱子学界的巨擘地位，呈现了为人所忽视的宋元江西朱子学对新安朱子学之影响，有助于更全面深入把握宋元朱子学的真实面目及其内在互动演变关系。
综观整个宋代，理学家的地位普遍不高，均没有进入核心的决策层。他们的学说尽管被士人所推崇，但是并没有被立为官学。他们的政治理念，尤其是理欲观，与宋代统治者分歧较大。理学家对宋制中透射出的功利思想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又是建立在“道统论”的基础上，体现了圣与王的冲突。到元代时，这种冲突消失了，同时理学家的魅力不断上升，理学最终被立为了官学。
随着新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实践半径不断扩大，社会圈层逐渐打破，传统的组织关系正在弱化和解构，呈现出分布式社会的鲜明特征，由此，如何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便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显然，新媒介正在以新的连接、新的标准和新的尺度构造新的社会，实现社会的再组织，这是社会深度媒介化的典型特征，而传播技术在这个深度媒介化进程中扮演着“核心序参量”。因此，在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的“连接与再连接”中如何构建“自组织范式与多元共治”协同创新的演化路径是其中的关键，而“以人为本”既是未来传播时代不变的底层思维，更是检验未来媒介化社会能否协同创新、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标准。
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企业发展的“双碳”战略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必须以自律自觉的态度落实“双碳”战略。企业绿色自律的驱动力来自政治、社会、企业的三维角度；影响企业实现绿色自律的原因包括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双碳”战略下企业实现绿色自律，可以遵循以下具体的对策与路径：绿色理念的提升与固化是实现企业绿色自律的前提；政府的双向激励协力促成企业绿色自律的形成；企业竞争力的绿色瓶颈助推企业绿色自律的形成；公众不断增强的绿色“偏好”推动企业绿色自律的养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基层公务员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通过对A省1338名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研究结果：男性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感显著高于女性；随着工作年限增加，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感呈现波浪式上升；45岁以上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感最高；心理契约交易责任维度、关系责任维度、发展责任维度对职业倦怠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关系责任维度为主要影响因素。可以从优化队伍结构、学习培训、工作反馈、心理关怀等方面提出缓解职业倦怠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