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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理论是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为思想历史逻辑和理论叙述逻辑起点的。“资本章”对资本理论的开创性探索，一是在资本理论“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基础上所作的开创性探索，确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理论基础和学理依循；二是在“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范畴及其关系为主线的资本理论“二分结构”探索基础上，形成了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研究的理论主题；三是在对资本理论“总体”关系及其特征所作的创造性探索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关系内在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基本规定。这三个方面的开创性探索为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国新时代“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深厚的思想资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统治性的社会总体性，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进程的起点，是资本将传统社会中的劳动生产过程和生产目的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逐步以生产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活动中每一个环节，并且将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过程的发展，整个从旧社会赋型中突现出来的社会定在开始从形式上对资本的从属，转变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这也表现为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盘剥的转换，这示兆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胜利。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呈现为“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结构化空间转型，辅之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空间的逐利经营，城市内部空间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在空间上消解阶层身份符号，促成话语融合，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传统现代性在空间分化治理上的功能困顿主要表现为：资本贪婪本性带来的积累危机引致空间极度扩张和残酷剥削、现代性对城市空间的形塑会抽空人类意义而带来人的异化，这些相应促成空间政治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空间政治运行的核心行动者，以西部大开发、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国域空间治理已彰显出巨大效能，而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需要地方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同时以央地税源配置调整和税种结构优化来逐步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良性可续的地方财税体系，并在城乡有机融合、基础性民生公共产品均衡配置和城市科学规划等向度上促成空间分化的消解。
县域政治稳定是确保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应力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社会变局的加剧，有些县域的公共权力不同程度存在内卷化、超内卷化风险同时呈现的现象，即除了原地踏步的内卷，还存在使状况变得更糟的“超内卷化”风险，这是比内卷化更严重的公共权力功能渐行性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出现钝化、锐化和脆化，其最基底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配置和分布缺陷，导致了一些悖论性矛盾，包括：权力的过稀与过浓、过疏与过连、过松与过紧、过轻与过重并存。因此，需要从更深层次、层面对有关矛盾作价值性纾解，重点要在“理性与经验”“权力与权利”“责任与回应”这几对价值关系上有清醒的认识。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建基于人们认知和判断的危机意识，既是危机传播所必然指向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危机传播策略的基本依据。基于能力和认知的局限性，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存在各种偏差是一种常态，而依照风险的主观性、个体认知策略并结合危机传播情境，可将其归结为可及性偏差、代表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三个基本类别。公众风险感知既是其危机意识的外在形式，也是推动危机意识演化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潜隐式互动，始终伴随着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强化与放大、颠覆与改造、重构与整合、扭曲和漂移。为此，在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中缩减公众风险感知的偏差，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风险沟通能力、推动媒介回归社会裂缝机制修补者角色，以及公众科学素养的持续提升。
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滞后性、随意性及其对社会多元价值的引导失灵风险，回应治理体系的“反功能”风险和回应性过度风险等共同构成了突发网络舆情回应治理的三重风险样态。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发现沟通不畅和价值偏好、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系统的部分失灵，以及回应治理的“内卷”与形式化的包装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上述诸多问题的风险诱因系统。因此，应选择契合不同风险语境的制度创新模式并提升不同风险的弹性治理效率、构建契合现代网络舆情风险治理需求的网络结构模式并强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基础信任和合作共识、合理界定常态化业务的回应边界并以技术嵌入模式提升对整个网络舆情风险周期的治理效能，利用相关智慧治理策略完善该领域风险的现代化治理路径，在网络强国进程中探索契合国情的善治之道。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间剑拔弩张。而清华简《治政之道》让我们看到了诸子融合互鉴的另一面。当时的学术交融，可分为“学有所主”与“学无所主”两种类型。同为融合，由于采撷的内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面向。早期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模式，不是诸子互相排斥与彼此否定，而是“百川归海”式的融汇。突破不同学派的藩篱，淡化对道体的考察，转向君人南面之术，为国君提供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是早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建构的总体方向与理论趋势。
清华简《楚居》所载自楚武王至楚悼王时“徙居/袭X郢”不应理解为迁都，而系王居即楚王居处之迁徙。与金文及文献“■京”“镐京”等的“京”一样，“郢”系共名或总名，凡单称“郢”者，皆指楚都，“X郢”犹如“X京”,系楚都郢内王居之邑，内有宫殿及护卫等相关设施，其营建之目的或与军事安全、狩猎田游、陵园祭祀等有关。“郢”前之地名，皆系今宜城及荆州楚都内之具体小地名。称郢系因王居所在，“郢”由“浧”即水泽本义引申而来。西周金文中常见“王在X■”的“■”应系“居”字异体，该字系王居之“居”的专用字。“X■”部分系畿内固定的王居，其他多系王出行临时驻跸之所，类似后世之行宫。
中国古代思想中既体现着人类审美的共同规律，又具有中国人审美活动的独特性，还包含着潜在的理论体系和走向现代的因子，是人类共同的美学财富。这就需要我们面向当下的审美实践，推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沟通、交流和对话，呈现出现代的理论体系形态。美学理论及其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对审美现象的印证和检验，更对未来的审美活动起着引领作用。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需要对其中潜在的体系顺势而为，重在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的原创性特征。中国古代的美学理论体系以审美意象为中心。意象是中国美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内容，可以与中国当代美学话语体系和世界美学话语体系兼容。
在中国历史上，除孔子外，很少有学者走进小说中，王阳明因其自身的传奇性色彩及关涉领域的广泛性，成为明清小说的书写对象。因应朝廷对王阳明的政治评价，小说中王阳明书写经历了从制造舆论到寄托理想再到明亡教训之折射三次蜕变。早期作家试图通过小说传播阳明思想，因与观众阅读趣味相扞格，加上小说家缺乏将其思想通俗化、趣味化的才力，其身上的学者色彩逐渐褪去，而向超人化、神仙化演变。这既与史传神化杰出人物的传统惯性有关，又与心学本身汇聚儒道释密不可分。由于王阳明的“圣人”身份、平定宸濠等叛乱事件又时间短暂、战争规模不大，而且其中缺少传奇化、对民众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武将，诸如此类的原因，都极大限制了王阳明最终被制造成生动形象、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其次，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争议，有关他的小说，积极参与了政治纷争，体现出晚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小说政治工具化的特征。
鲁迅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述评《西游记》的内容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仍被不少学者和研究生作为权威论据频繁引用。然而，由于当时《西游记》学术研究刚起步，《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西游记》内容其实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对“虞集序”的介绍、对《西游记》作者的认定、对《西游记》创作意图和主旨的概括、对孙悟空形象之源的认识等等。《中国小说史略》对现代《西游记》学术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不容否定，但今天不应再将其相关内容视为权威定论。
孟子至今，学者多称“先王陈迹”杂乱，不堪作学堂教材和治国指南，故孔子删之；或称先贤删之，孔子复删定之；甚至称孔子作之。孔子所删所作，或称某经，或称六经，总之，“孔子成六经”以作弟子教材和治国指南，后世效仿，故六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典。根据杨伯峻、高亨、卫聚贤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可进一步推论，“孔子成六经说”的真正源头不是孟子，而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子夏。孔子死后，子夏传经，多次暗示明示“孔子成某经”,本欲让孔子与六经互相成就，不料孟子等后世学者越说越玄，以致成为一笔糊涂账。从礼制礼法上讲，孔子无权删经，更无权作经，作经删经者皆另有其人，“孔子成六经说”有违礼制礼法。从时代先后上讲，“先王陈迹”早在孔子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即已删修定型：列国之《春秋》由各国历代史官长期记录，并反复删修定型为本国官学教材和治国指南，其余五经则由王朝历代官员统一作之并反复删修定型为华夏官学教材和治国指南，故“孔子成六经说”不合历史逻辑。不过孔子虽未“成六经”,但他遵从传统，以六经授徒，徒子徒孙代代传授，这对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亦居功至伟。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是建立在对程门后学说《中庸》成果的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之上，他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朱子说《中庸》大量吸取了游氏之义，远远比我们在《中庸章句》看到所引用的为多，可惜学者对此注意不够。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对游氏《中庸义》有所不满。朱子认为，游氏说《中庸》多有“非儒者之言”。朱子又批评游氏说经在义理上有所缺失，且多有不合本文本意处。然而，不管朱子是吸收还是批评，都体现了游酢《中庸义》对朱子的巨大影响。
地方小切口立法因应社会变革与转型，及时高效地回应地方治理的难点与痛点，突出强调了立法的实践品格，既实现了对地方治理需求的精准回应，又相应地提升了立法质量与实施效果。地方小切口立法契合问题导向式立法模式，具有选题小、内容细与结构精的形式特征，以及追求立法治理效能的价值目标，属于地方立法的一种特殊类型。当前地方小切口立法实践呈现出一种形式主义困境，在立法选题上表现为一种选题的随意性样态，在立法内容上制定一些存在争议的立法事项，在立法体例上以小切口立法之名行综合立法之实。地方小切口立法选题的精准化选择，应秉持审慎立法理念，确立社会自足性与政策自足性选题原则，并通过地方特色引领选题方向。地方小切口立法内容的精当化安排，应明确其立法事项的范围，确保其严守立法权边界，并可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消除立法内容的差异性问题。地方小切口立法体例的精简化设置，应遵循特定体例构造要求与条款设置方式，构造一种简约、清晰与可操作的规范体系模式。
行政处罚追责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追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其兼具维护法的安定性、限制行政处罚机关权力、确保行政处罚正确性、提升行政效能等多重功能取向。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基本规范构造，主要由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针对特定案型的特殊规则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组成。在适用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过程中，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识别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起算，以及在个案中参照适用《国家赔偿法》有关时效中止制度。
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成为五四时期“强有力的社会思潮”,以致时人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感慨。《星期评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反抗资本主义、追求理想社会的世界性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运动，积极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并提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同各国的历史、国情相结合等见解。《星期评论》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均持研究与批评的态度，其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在当时，它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仍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存在，并时时以合适的节点爆发出来。1981年开始流传的老舍“获诺贝尔文学奖传闻”(以下简称诺奖传闻),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在当前，大众媒体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出口，尤其在影像作品中有更为集中的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对于国家形象构建和中国故事讲述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其升级为极端民族主义。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面临深刻的时代变革。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美国冷战思维却呈现出回潮态势，表现在极化意识形态差异、打造排他性集团阵营、鼓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三个方面，加剧了世界的分裂与对抗，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美国冷战思维的回潮源于其在世界“东升西降”变局下的霸权护持焦虑、国际秩序分化裂解态势下的领导力重塑需求以及国内政治极化撕裂背景下的外部矛盾转嫁倾向，维护霸权领导地位是其核心成因。面对当前冷战思维回潮下美国对华遏制围堵的加剧，中国可从保持战略定力，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应对风险能力；促进合作共赢，主动管控中美分歧；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四个方面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