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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体的人与人道主义是近代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样它也是黑格尔关注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不仅来自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且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人的权利、尊严和地位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其中显现了人道主义的哲学趋向。他从法哲学的角度将“人”视为道德、社会和法律的基础。尊重人的权利，强调每个个体的尊严及其法权，尤其是尊重人的生命权构成了其人道主义的核心。具体而言，黑格尔将人格作为人道主义的法权起点，并将之作为“道德法”和“伦理法”的基础；“道德法”作为人道主义的主观意志旨在肯定“人”的存在与价值；“伦理法”作为自由意志的现实存在为人道主义提供了现实保障。《法哲学原理》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既说明黑格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法学家对近代哲学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仍局限于资产阶级法权领域，似未能看到人的法权及其解放只有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真正实现，而这正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追求人的解放的真正缘由和目的。但无论如何，黑格尔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推动现代法权和现代法学的人的权利的研究具有无可否认的奠基性作用。
经济活动不仅是经济学家的思考专利，同时也是文化、政治、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就开始关注社会财富的管理问题，以哲学视角不断提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讨论议题。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现代经济学才真正具有了形成的基础，哲学家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社会经济的具体形象，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旨趣。需要指出的是，只有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从哲学维度推进经济学研究，生成《资本论》研究的核心课题，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哲学性质，从而颠覆了现代经济的理论形象——消灭资本与雇佣劳动，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解放的新内容超越现代经济的理论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变迁的时代要求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解读这些林林总总的变化。掌握中国历史进程对构建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基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成关于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为学术界深化中国问题研究打开思考的大门。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方案，具有世界意义。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处理所有制问题的根本原则，这是对长期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科学结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深入理解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意蕴，需要领悟到这一原则体现了不同所有制的实践基础和发展方向的统一、差异性和平等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需要加强协同发展，构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协同发展体系；需要完善产权制度，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主体；需要落实平等竞争原则，完善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加强立法工作，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维护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历史成果正成为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论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重要方向，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为全球未来发展注入确定性内涵。当前，全球南方在全球格局的变动中首当其冲地遭受更大冲击，以其三重身份构成全球治理的主客体统一体，具有推动全球治理向善发展的内在意愿和强劲动力。大金砖协同全球南方机制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治理功能，这为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性基础和有效的主体性力量。大金砖机制协同全球南方以“四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治理倡议”为核心大力拓展中国与金砖国家、全球南方合作，全面加强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机制性联系，以共同实现现代化为具体目标，促进全球治理更好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体化呈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一脉相承且并行不悖，是中国为推动各国共同繁荣、世界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合作共治而贡献的系列公共产品。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因强调各国共同发展、普遍繁荣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物质根基。全球安全倡议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等原则纳入人类安全共同体视域，因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而跳出了一国狭隘安全而世界普遍不安全的安全悖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稳定性。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其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更为广泛的价值共识。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它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刑法典，尤其是刑法分则的条文规定臃肿庞杂，不仅构成要件设计缺乏类型性和有效性，而且难以实现刑法典的简约化，刑法修订的重心应从“增肥”转向“瘦身”。刑法分则应删除关于共犯、数罪并罚、“明知”、数额累计计算等不必要的注意性规定；删除特殊的背信罪、强制罪、胁迫罪、妨害业务罪、事故犯罪、诈骗罪等条文，而增设类型化程度较高的普通的背信罪、强制罪、胁迫罪、妨害业务罪、业务过失致死伤罪等罪名；废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等缺乏明确性的“口袋罪”;废除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组织、引诱、介绍、容留卖淫类犯罪，聚众淫乱罪，传播淫秽物品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等无效、不当的犯罪化规定。受贿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侵占罪中的“拒不退还”与“拒不交出”、妨害药品管理罪中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危险作业罪中的“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渎职罪中的“徇私舞弊”等均系赘余表述，也应予以删除。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终身监禁，适时回应国家强势治理腐败的高压政策。系统考察十年来判处终身监禁的已决案件，实践中存在个案判定标准起伏较大、数额权重过高、情节评价失衡等现实问题。应当对终身监禁进行合宪性控制，消解该制度先天带有的酷刑烙印；细化“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改变数额支配情节的罪刑配置关系；增设终身监禁的复核程序，从程序上严格控制适用；警惕重刑扩张风险，不得触犯终身监禁的双重立法底线，以此方能弥合终身监禁的制度短板，实现其不得减刑假释的刚性设计与强势治理腐败的政策宣示功能的有益互补。
人机共驾模式下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应在人类驾驶员和自动驾驶系统背后的汽车制造商之间进行分配。根据人类驾驶员和汽车制造商所面临风险类型的差异，以利益归属和控制能力为基准，划定各主体应承担的风险比例；刑事归责的前提是归因性的判断，对人机共驾交通肇事归因性的判断应从“控制车辆”向“控制系统”转变；针对因果性不明的技术缺陷，汽车制造商应承担严格责任，其中安全管理义务的设置应依据汽车制造商对安全风险识别程度的应对能力的差异作分级化处置。通过风险比例与责任分级实现各刑事责任主体间的罪责平衡。
“赞”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在《文心雕龙》各篇之末，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文心雕龙》的赞辞，形成了四言八句的韵文模式，这是“赞”的文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颂赞》篇中对赞的功能界定“明也，助也”,意谓通过赞辞有助于篇章正文内涵的揭橥与明晰。实际上，《文心雕龙》的赞辞在这种宗旨下创造出数量众多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命题。《诠赋》篇是《文心雕龙》中文体论的重要篇章，它不仅阐发了赋体渊源及流变，而且深刻揭示辞赋的审美本质特征。赞辞中的前二句“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概括了赋体的渊源及发展脉络。次二句最为集中地表述出辞赋的基本创作理念及审美特征。“蔚似雕画”则是辞赋审美的标志性命题。赋虽以“体物写貌”为基本方法，却是以“睹物兴情”的感兴作为根本发生机制。正文中的“登高之旨，睹物兴情”,明确指出了“登高”作为一种独特的感兴方式，为辞赋带来的审美感染力。再次二句的“抑滞必扬，言庸无隘”,是以抒写情感的畅达无碍，作为写作方法上的铺张扬厉的依据所在。《诠赋》赞辞最后的“辞翦美稗”,是辞赋熔裁的价值选择。
《公羊传》《春秋公羊解诂》通过《春秋》“名例”(人物称谓书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公羊传》首先揭示《春秋》的人物称谓书法，创造性提出“七等”“当国”“讨贼之辞”“君杀大夫之辞”等。何休在《公羊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深化、增补、完善《春秋》名例，且创立“称人共国辞”“天子、诸侯之弟子名例”“杞之名例”等。何休建立了谨严详备的名例，其解说名例的方法曲折幽深，其阐发名例的义理丰富深刻。名例有常例与变例，变例中有常例，变例中又有变例，从而变化多端，且有时变例多于常例，这贬损了名例的普遍性、确定性。从解释学的角度而言，变例最具有微言大义，一方面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建设性、生产性的因素，而有利于公羊学者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创造性诠释《春秋》的微言大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领导下的有规划的市场经济。这种规划性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生产力和产业规划、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规划、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框架规划。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有规划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它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制度禀赋和制度能力，保障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顺利发展。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危机、深化危机、转嫁危机不同，社会主义有规划的市场经济克服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夺性、投机性、无政府性，优化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根基、运行逻辑和发展目标，开辟了经济社会阶梯式发展的新道路，为现代化寻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文明形式。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其“应有之义”的前置条件，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现代化本质属性的紧密结合，符合现代化持续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形成了强大的现代化政治合力，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政治文明力量，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在价值层面具有深刻的引领作用，表现为对一般民主的升华与超越和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了广泛民众的全面参与和现代化成果的共享，为发展中国家民主探索提供了经验启示，彰显了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通过“应有之义”构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范式，为全球政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我国诠释学界的理论思考，打上了伽达默尔的深刻烙印。有学者研究指出，当代诠释学的典型形态就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视域”概念只是一种视觉隐喻，伽达默尔将“观”与“听”划分为对立的两橛。而在中国思维传统中，“观”与“听”被融为整体化的“感”,由“感而遂通天下”,有着鲜明的伦理与价值指向性。德行诠释学聚焦于“理论—实践”之整体，立足于现实的世界，勉力探寻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实现共同的“善的生活”。这就是当代诠释学的德行教化之使命，也是伽达默尔毕生孜孜以求的信念。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标识性概念。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设“艺术与历史”课程，到50年代写作《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建构始终围绕历史性问题，尤其是历史意识问题展开。伽达默尔基于《真理与方法》原始版本所进行的第一次公开的系列讲演，也是以《历史意识的问题》为题的。伽达默尔对诠释学中历史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作了历史回溯和理论反思，阐明了传统诠释学历史意识方法论诉求的得失。在他看来，传统方法论诠释学正确地看到了时间距离的间断性，却忽略了时间距离的连续性，也未能洞察效果历史及其意义，以至于过分迷恋历史意识，力主理解者能够通过主观控制实现从当下视域向历史视域的转换，把握文本原意。哲学诠释学认为，理解乃是效果历史作用下的视域融合过程，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因此，哲学诠释学(对方法论意识)的诉求必须是效果历史意识而不是历史意识。
艾柯作为20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双重身份为其诠释学思想提供了独特视角，使其文学理论与诠释学形成深刻交汇。艾柯的文学诠释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年鼓吹“开放的作品”,强调读者参与文本意义建构，后期批判读者中心论，反对“过度诠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思想断裂，其突出贡献在于确立“文本意图”的核心地位，平衡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的张力，从而为诠释活动划定恰当边界。艾柯的诠释学框架不仅重新安顿了作者、文本与读者三者的辩证关系，更在当代诠释学、文学理论关于合理诠释如何可能、标准何以确立的争论中提供了一种极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立足于文本，推动作者与读者共同向文本靠拢，将作品的开放性与诠释的限度统一起来，体现出一种合乎理性的理论发展趋势，对当代人文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近年来，学界利用刑科题本持续探讨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区域社会史、地方社会职役存在形态与治理问题，同时引发了若干新的研究思路，如宗族与家庭生活形态、性与性别、人与动物关系、职业“打工人”等日常生活史研究，重视生计模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学界的研究突破还表现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计量史学研究，生存资源的探讨，法制史、经济史新的议题，对于刑科题本文本形成与诉讼过程的研究也很有价值。通过刑科题本研究的问题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利用刑科题本撰写学位论文的人数在增长，对乾嘉时期以外其他时期刑科题本的利用已提上日程，多种文类互证更为迫切，同时呼唤新的问题意识。
当代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多样性与丰富性，核心在于研究视角的主体性转换。以地图学史为例，大体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我们的科学”立场出发，去组织地图学史的研究为主导。80年代以后，从“我”的立场出发，强调地图的主观性的研究思路，在权力与文化语境的叙述中开始发扬光大。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研究视角。一种是试图还原过去人们眼中的地图学，即“他们”的地图学史，另一种则是以揭示古旧地图所包含的地理认知或空间认知为目的的地图学史研究，可称之为“它”或“它们”的地图学史。各种主体性视角都有其价值，也都有其局限，应保持警惕。
在数智技术与全球化语境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漫画改编已演变为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重要实践。以“新漫改”为研究对象，构建“解构—重构”双螺旋理论模型，系统剖析新漫改对传统意象的“去语境化”解构，以及在产业、技术、受众与平台协同下的“再语境化”重构。模型揭示了新漫改所确立的“文化—科技—产业”深度融合的动态传承范式，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译与传播实践贡献了有益的中国经验。